“一旦‘人生而平等’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，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。”
……
在新阶层的眼中，击垮王朝帝国不是更先进的武器，而是这些无孔不入又充满诱惑的思想。
蒸汽机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变革，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在经济变革分成几步走的时候，政治变革也在推进。
大唐内部轻易的扑灭了这股浪潮，那是因为洛氏的存在，所以在广泛的帝国土地上，还未曾有类似于王朝末年那种大规模流民难以存活的大事发生，换句话说，大唐帝国内部，矛盾还没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
大唐的命运本不该如此，因为洛氏本不该存在，洛氏用世界之外的力量干涉了正常发展的世界。
当然，在外人看来，这就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，重复发生，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。
在大唐之外，即洛氏政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带，规律的运行则更为明显。
经济和政治的并行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，经济是基础，在经济基础改变的过程中，它创造了新的阶层，譬如在上古时期走向奴隶制国家时期，出现了奴隶主，在周秦之间出现的地主，以及在蒸汽时代之后出现的新阶层。
这些新阶层绝不仅仅是有不同的利益，比如奴隶、土地、雇工，更大的不同是意识不同，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不同，用比较通俗的言语来说的话，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，对于这個世界的理所当然是不同的。
奴隶制理所当然的用奴隶来生产，随时杀死奴隶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等级是天生存在的，血脉是生来高贵的。
地主不能随便杀人，但在权威之内，为他耕种的佃农，生死也操持在手中，等级依旧是分明的，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阶层，军事贵族阶层，知识分子士人阶层，供养上述两个阶层的农民。
这些在新阶层眼中都是不正常的，他们对血脉生出了挑战，认为生来高贵的存在，是错误的。
这种认知是从商业实践中得到的，在自由贸易中，新阶层深受封建对贸易的阻碍，封建贵族身上浓厚的本地主义，让贸易难以成行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还要摆脱皇室对商业的限制，远比农业税高的商业税的逐渐增加。
在这样的实践中，一个甚为大胆的想法就出现在新阶层的脑海中，那就是推翻现在所有阻碍贸易发展的体制，建立一个适合发展的体制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在广泛的地区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，关系是并不和睦的，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生死以及是否统治是漠不关心的。
当然，这种情况在大唐有显著的不同，大唐皇室在民间拥有更广泛的声望，但这依旧不足以面对新的概念，那便是民族。
在蒸汽时代之前，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的产生，那个时候只有朴素的人种观念，他们称呼自己为汉人、罗马人、夏人、胡人，这是一种夹杂着族群和文化的称呼。
这种称呼是相当脆弱的，对于最底层的百姓而言，这种称呼随时会变化，尤其是汉人。
在先秦之前列国各有称呼，秦朝太短，汉朝的时候汉人出现，但在汉末分裂之后，这个天下就变成了燕人、魏人，汉这个字眼似乎是王朝的名字，而不是一个族群的名字。
那个时候指代族群通常使用“夏”这个字眼。
直到大唐出现，唐人喜欢用汉人来指代自己，汉在某种程度上，和夏基本上并列。
但汉的范围依旧是比夏小的，夏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概念，它已经不仅仅凌驾于汉之上，在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它还凌驾于罗马等一切其他的概念之上，它是各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枢纽。
在这种超越一切的文化感召下，产生的各民族，不是彻底对立的，而是类似于春秋战国时的那种国人。
……
在一个国度中，年轻人总是最蓬勃有朝气的群体，就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，总是怀有崇高的理想，心中热血未凉，总是推动世界的进步，对抗世界的黑暗和不公。
在帝国王朝的变革中，阶层似乎决定了一切，主导着人的行为，但现实不是如此，这个世界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——
统治阶层中的热血青年拥有良好的学识，拥有更高的视野，意识到世道的腐朽，并不愿意同流合污，于是主动加入反抗行列中。
这些青年拥有远多于大多数中低层民众的资源，在突破了阶层局限后，拥有更多的可能，在变革的过程中，当他们和来自基层的力量合流后，就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，既而形成改天换地的波涛。
即便这些波涛将会毁灭他们本来家族的生存土壤，他们也在所不惜，完全是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。
这样的人，在洛氏中，尤其的多。
在蒸汽时代到来后，世界的变化很大，但洛氏的变化更大。
一千多年中始终团结一致的洛氏，似乎拥有都服从家主命令的洛氏子，都发生了改变。
洛氏之间的关系依旧和谐，但那只是私人关系，在思想上，洛氏之间的对立相当严重。
洛氏的实验室遍布各地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家族之中，这就是其中之一的明证。
在洛氏内部有许多对大唐现状不满意的人。
在许多人看来，通往伟大的道路上，洛氏这个家族就是许多正面例子本身，这个正面是对封建来说。
但这本来是不对的，洛氏的先进不是因为封建这个体制，也不是因为宗法制度，更不是因为严格的各项落后制度，而仅仅是因为洛氏几乎没有私心。
洛氏能在邦周的体制下生存，也能在秦汉之后的体制下生存，即便未来所有的血脉贵族都消失，洛氏依旧能够存活的非常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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